重庆市财政局

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是党中央、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，是政府治理和预算管理的深刻变革，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。重庆市自2019年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以来，坚持“四强化、四推动”，纵深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。

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的决策部署，全市上下迅速统一认识，明确时间表、路线图和任务书，200余家市级部门和41个区县积极落实主体责任，各级财政与人大、政协、审计等多部门联动，推进绩效管理与人大、审计、财会监督协调统一，市内陆续建立绩效管理研究机构，组建绩效管理专家队伍，培育绩效评价咨询市场，全市构建起“高位推动、上下联动、多跨协同、齐抓共管”的良好格局，基本建成了“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覆盖”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，“讲绩效、用绩效、比绩效”氛围日益浓厚，绩效激励约束作用不断增强，预算资金分配格局进一步优化，财政资金不断聚力增效。

一是建立健全“多维度、全过程”制度体系。重庆市陆续出台了部门整体、政策和项目绩效管理办法，评价结果挂钩办法、绩效评价操作指引、分行业分领域分层次核心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建设指引等制度规程，建立起涵盖部门整体、政策和项目、下级财政运行情况，贯通事前绩效评估、绩效目标管理、绩效运行监控、绩效评价及结果应用“全过程”的制度体系。

二是完善“部门自评估+财政再评估”机制。建立事前绩效评估机制，加强项目入库前期论证。围绕立项必要性、投入经济性、绩效目标合理性、实施方案可行性、筹资合规性，对限额以上新增项目开展“部门自评估”，选取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开展“财政再评估”，把牢项目入库关，源头优化财政资源配置。

三是强化绩效目标“建设+审核”联动机制。一方面，财政部门建立共性绩效指标，覆盖会议、培训、资产购置及维护等17类项目。主管部门推进建设行业领域绩效标准体系，现已建成教育、农业农村、医疗保障、生态环保等29个行业领域核心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。另一方面，构建绩效目标“初审+评审+抽审”三联审机制，指导部门提高绩效目标编制质量，发挥绩效目标“跳一跳够得着”的激励引导作用。

四是深化绩效运行“分类分级”监控机制。建立预算执行“重点+日常”分类监控模式，对资金使用进度慢、绩效目标实现差的，实行“红黄灯”分级预警，构建项目实施“调慢补快”机制，及时按一定比例收回资金，调整用于发展亟需领域。

五是深化“部门自评+重点评价”机制。一方面，巩固部门绩效自评全覆盖，针对性开展绩效自评专项核查，指导部门提高自评客观性、真实性。另一方面，聚焦乡村振兴、产业发展、稳定就业等重点领域，开展重点项目“五年轮动”绩效评价，财政与部门健全评价问题反馈与整改责任制度，推动形成反馈—整改—提升的良性循环。

一是及时量化运用重点评价结果。通过健全评价结果反馈和绩效问题整改落实机制，推进绩效评价结果与改进管理、完善政策挂钩，将重点专项评价结果与次年预算直接挂钩，进一步压减低效无效资金。

二是综合评价结果与奖罚经费挂钩。将“预算绩效管理”纳入部门年度工作绩效考核体系，考核结果与部门实绩挂钩。构建部门整体绩效评价和区县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机制，评价结果与部门预算、转移支付挂钩，持续激发区县和部门绩效管理改革活力。

三是持续推进绩效信息公开。坚持“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为例外”原则，实现部门整体和一级项目绩效目标随同预算全公开，绩效自评和重点绩效评价结果随同决算全公开，自觉接受人大和社会监督。

一是探索构建政策性资金绩效管理闭环系统。以政策性资金绩效管理为抓手，推动政府综合绩效提升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。事前，实施以“零基预算+绩效竞争”为导向的财政资源配置体系，强化跨部门、跨领域政策目标一致性审核，确保财政资金投向与重大战略“同向同频”，集中力量办大事。事中，推进流程再造和全量数字化，构建政策性资金全链条穿透监管体系，确保政策资金“看得到、管得住、用得活、绩效好”。事后，健全“制度约束+标准量化+结果应用”的绩效评价机制，发挥评价结果对零基预算的积极支撑作用，实现政策资金从目标到结果的闭环管理，推动政策不断迭代升级。

二是探索建立公共服务绩效管理体系。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“加强公共服务绩效管理”的决策部署，聚焦公共文化、公共体育等公共服务领域，建立公共服务能力核心指标和标准化体系，健全完善公共服务绩效管理制度，进一步优化公共服务财政精准保障机制，推动公共服务能力全面提升。

三是构建“以绩效论英雄”的综合评价体系。强化“全链条责任闭环”激励约束，逐级细化绩效管理主体责任，破解“重投入轻管理、重支出轻绩效”意识。建立“第三方评价+专家评审+社会评议”多维立体评价机制，强化评价结果分级排序与通报考核，更好发挥绩效评价衡量资金效益和高质量发展实绩的“标尺”功能，将“花钱问效、无效问责”落地落实。

四是稳步推进政府收入绩效管理试点。按照财政部有关改革部署，组织指导试点区县，开展政府收入绩效管理改革，探索从收入结构、征收效率、优惠政策实施效果、预算管理规范性等方面，综合衡量收入管理绩效，提高政府筹集收入效率和政策实施效果。